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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追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而我能成为一名优秀医生。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喜欢探究事物的本质，总爱问“为什么”。

儿时，面对五彩斑斓的花朵，我曾长久地思索它们色彩各异的原因。我认为，阅读、提问和思考至关重要，遇事必须追根究底，不放过任何疑问。

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位成功的商人，在他离世时，我父亲年仅10岁。祖母悉心抚养父亲和叔叔，后来又将几位孙辈拉扯成人。我出生于1924年，家住当时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我的早期教育是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法式教育，先后就读于萨坡赛小学（今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震旦大学附属中学（今上海市向明中学），随后进入震旦大学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工作。

我的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合起来便是“仁义礼智信”，作为老二，我名振义。祖父慷慨捐资，支持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万国董事会”，并资助上海医疗队驰援武昌起义，参与战地救护。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认为过度奢华是一种浪费。当我们有浪费行为时，他们会提醒我们：“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身处困境的人们？”

父亲毕生的心愿是培养好家中的八个孩子，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为国家效力。我的兄弟们大多从事理工科领域，例如五弟王振信，被誉为“上海地铁之父”，为上海地铁的设计与建设做出了贡献。童年时期，每周的家庭餐桌旁，父亲都会检查我们的功课，根据成绩进行奖惩，而我因成绩优异从未挨过打手心。

我从小就对科学充满兴趣。中学时期，我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同时也喜欢阅读课外书籍。

我的家、学校和医院都集中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法语。后来，日本侵略者要求学校教授日语，但我们学校拒绝了这一要求。当时，我每天阅读《申报》，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的暴行，内心充满愤怒。

父亲性格严肃而寡言，对子女管教严格，生活简朴，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性格。中学时期的战乱和日军的残暴使生活异常艰难，那时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进出法租界需要经过日军的检查和搜身。震旦附中有许多法国教师，他们很多也是天主教徒，为了在贫困的中国办教育，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这在我看来是了不起的。我与六位中学同学志同道合，经常聚会，学习英语演讲，交流读书心得和新知识，形同学习小组。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能够帮助他人，并立志成为品德高尚、大公无私的人。这六位同学对我影响深远，甚至我的微信名“Seven John”（七个约翰）也象征着这份情谊。如今他们已离世，但仍“活”在我的微信里。

我与奶奶感情深厚，她因伤寒离世时，我还年幼，内心十分悲痛，不解为何名医也束手无策。这促使我立志学医。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一人从事医学。我学习法语，因此选择震旦大学（即“法比派”）就读十分便利。进入医学院后，我并没有立即确定未来的专业方向。后来，我主动选择了内科，认为自己动手能力稍弱，但思维能力尚可。

医学院的学业十分繁重，但老师们都很喜欢我。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级里各挑选了两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我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单独辅导我，病理学老师还带我到病理科学习看片，并主动加班指导我一人。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20岁时，我爱上了同学谢竞雄。她家也住高安路，我便借口女孩子独自上学不安全，每天陪她一同往返，这份感情一直延续了一生。她是儿科医生，我一直称她为“谢医生”，她也称我为“王医生”。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令人深感失望。我的三弟振礼曾被捕，我为此四处奔走。振礼是我兄弟中最聪明的，他只是因为喜欢摄影，拍摄了一些学生运动的场景。我的大哥振仁，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和全家都是通过他初步认识共产党的。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就连我的母亲也担任了里弄干部，我记得她曾拿着喇叭向居民宣传，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当时，革命刚胜利，社会焕然一新，人们互帮互助。1957年，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有人说：“天主教想要实现的，现在你们中国做到了！”确实如此，上海从混乱中迅速新生，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便致力于攻克疑难病症，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担任了医院工会副主席。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后又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

当然，个人和国家一样，我也经历过困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逐渐认清了自己。我曾一度认为自己再也无法重拾医生职业，生命似乎失去了意义。然而，我只会做医生，只想救治病人。即便让我成为一名赤脚医生，我也愿意。

我一生大致做了四件主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当时，为了解放舟山群岛，战士们在太湖练兵，却不幸感染了血吸虫，严重影响了战斗力。我前往为战士们诊治，疗效显著，获得了三等功。

第二件事是抗美援朝期间，我前往东北中朝边境，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医疗救治。当时，我遇到一种“怪病”，大量战士出现咳血、头痛等症状，被诊断为肺结核伴结核性脑膜炎，但治疗效果不佳。我仔细询问病情，发现许多战士提及曾捕捞河中的小鱼小虾，因战事紧张未煮熟便匆忙食用。我联想到《实用内科学》的相关记载，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确诊为肺吸虫病。通过对症下药，病情得到控制，部队领导为此授予我二等功。

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这种疾病凶险异常，极易大出血，90%的患者无法存活超过两周，是全球血液科医生面临的棘手难题。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看着年轻患者无助的眼神，却无能为力，我深感痛苦。我长期研究此病，查阅大量文献，尝试各种药物和治疗方法，历经多次失败，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疗效。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她向我提及一位危重的小患者，询问我是否能拯救他。我告知她我的研究成果和动物实验的积极结果，并确认其毒性不大。在与患儿家长沟通后，我们使用了该药物，孩子得以康复。该药物价格不高，服用方便，能将“坏细胞”转化为“好细胞”，使95%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联合了三氧化二砷，形成了治疗该白血病的“上海方案”，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我因此荣获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凯特林奖，获奖评语是“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当年发表的论文被列为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这并非我一人之功，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我未申请专利，是为了让全球患者都能负担得起，并能尽快获得救治。当时，一盒药不到10元，总花费不足100元即可治愈此病。

第四件事是“开卷考试”，我担任年轻医生的“参谋”。80岁时，我已不在临床一线工作。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由年轻医生出题，我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行反复斟酌，并于每周四到科室参与讨论。我能在两天内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约100篇相关论文，再制作成二三十篇的幻灯片与大家分享。这种“考试”持续了二十多年。年轻医生临床科研任务繁重，我替他们泛读文献，精选信息，以应用于临床，充当一名老“拐杖”。记录“开卷考试”的《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出版了三册。

“开卷考试”有三个益处：一是帮助解决病人问题，至少能取得一定进展；二是教导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并分析问题；三是不断学习和吸收最新信息，保持大脑活力。因此，“开卷考试”对我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我十分感谢改革开放，它让我们有机会发现新事物。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为后来的重要成果奠定了基础。

我的优秀弟子众多，其中有三位成为院士。但这并非我一人之功，而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培养的结果。陈竺本身就非常优秀，考试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赛娟位列第二；陈国强则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在改革方面走在前列。是时代给予了他们机遇。

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抛物线，在达到顶峰后可能面临下滑。因此，当处于抛物线顶端时，就应适时退居二线，将机会让给更优秀的下一代。这样，抛物线的顶点就能持续向上，而非向下，这更有利于整个事业的发展。当年，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因为他比我更有能力。

我在上海生活了一百多年，但没有自己的住房，目前居住的房屋是瑞金医院为我租的，日后需要归还。

今年我已102岁，仿佛被上天遗忘，但国家并未忘记我这位普通医生。2024年，我荣获了重要的“共和国勋章”。我最思念的人是谢医生。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于2010年离世，未能亲眼见证。她一生陪伴我吃了很多苦。

有媒体称我为“中国药神”，这并非事实，何来神之说？况且，“上海方案”也是集体的功劳。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类型，还有许多其他类型仍然是顽症，这让我深感忧虑。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继续努力寻找解决之道。